规律的生活总是很容易形成。

闹钟定到了每天早上的七点半，习惯了听到响声后把它掐断，再懒上十分钟的床，然后开始穿衣服。习惯了每天早上到丽娃食堂买两个包子，一边吃着，一边去找自行车，因为那样可以为我节省五到十分钟的懒觉时间。习惯了沿着固定的老路，从十五舍游荡到科学会堂，花去大概五十分钟的时间。

习惯了每天下午五点钟下班，从南昌路穿梭到中山北路，一路经过不知多少个路口，多少个红绿灯，习惯了在有些路口规矩地等着红灯变绿，也习惯了在有些路口随着拥堵的人群冒犯一下红灯的威严（前提是没有交警同志在场），遭受一些出租车司机频频抛来的白眼。还习惯了到学校前门口的时候花上一元钱买两个甜烧饼，因为晚饭通常总是吃不饱……

也许正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规律，所以有时候总不免会企盼着一些不同，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比如吃拉面。

其实很早以前我并不知道拉面可以拉成宽的，后来看到别人点了宽面，自己也就开始点宽面。吃了几次之后，觉得宽拉面未必就比细拉面好吃，但是每次点拉面的时候，还会不经意间加一句，“要宽的”。终于有一次我似乎想到其中的原因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简单地说“大（小）碗拉面”，最多有人加一句“不要香菜”，于是自己点宽拉面的时候就好像显得与众不同，好像厨师专门为自己做了一碗招牌面似的。还记得以前冬天在河东食堂吃拉面，中午的时候人多，他们就只肯拉细面，要到晚上人少的时候，才肯满足顾客的需要，拉宽面，这一点似乎也愈发使得像我这样的一些人要点宽面，尽管事实上宽面未必有细面好吃，但总是物以稀为贵吧。

拉面究竟是细的好吃，还是宽的好吃，你要亲自尝尝才能说话。

一个朋友在MSN上对我说：“听说你最近很狂啊。”

我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不过我觉得你并不是真的狂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真正的狂人是不会那么俗的。”

于是，我恍然。

当我还在对一个同学五六千元的月薪啧啧称赞的时候，我的确没有做到真的狂。真的狂人，会担心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吗？

据说邱兴华在狱中写了两本书，一本是他的自传，名为《轰动全国的7·16特大杀人犯邱兴华一生的写真》，一本叫《金笔定江山》，是指导国家领导人如何成功收复台湾的。然而，精神病专家断言，邱兴华患有精神病，“病得不轻啊！”律师告诉邱兴华，很多精神病专家和很多法学专家在吁请陕西高院为他做精神病鉴定，邱听后问道：“我要真有精神病，那两本书不就出不成了？”

“精神病是装不像的”，精神病专家刘锡伟说。

同样，狂人也是装不像的。

俗人也是装不像的。

于是，该狂下去，还是俗下去，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

“风雨西陵下”——这个我用了四年多的qq网名，终于还是被我换掉了。几经变易，代之以“十四狂任”，就连msn上也用了这个名字，blog也将“山阳旧居”正式更名为“狂任日记”。

带点凄美的孤芳自赏的风雨西陵下，曾经让不少人称其为一个很有文采的名字，可惜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。能人不是没有，大三时候就有一位女生问我，这个名字是不是来源于《苏小小歌》，她很厉害，记住了“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”的句子，只凭“西陵”两个字就能相互联系起来，让我很佩服。过了将近四年的时间，另一位女生加了我的qq后就问我：“有没有去过杭州，有没有去看过苏小小墓”，我难以形容当时的兴奋，告诉她说她是第一个看出来这个名字真正来源的——李贺的《苏小小墓》。

“西陵下，风吹雨”的句子本不该这么生僻的，所以我更宁愿相信是上天故意要让她做这第一人的。其实，在我的眼皮底下，原本也是有人知道这个典故的，可偏偏他没有机会作这第一人。我早已加了他的qq，而他却从来没有加过我，差不多每天都要讲话，却从来没有在qq上交流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他的网名由“龙飞于野”变成了“移情于海”，就给他发了消息拿他的名字开涮，他晕头转向，却也没有弄清楚我是谁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到我们寝室来，那时我正开着qq，他看到了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**人啊！”我没有听清楚，所以还一本正经地问：“我就是那个什么人？”“守墓人啊！你不是叫风雨西陵下么？”唉，实在是太不厚道，仗着自己读过点儿书说话就这么尖酸刻薄，幸好他不是第一个识破名字的人，我怎好引他为知己？哈哈……

早已习惯了潜水习惯了沉默，但偶尔也会跳出来冒个泡儿，名字的改变使别人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“是任斌吗？”第一个这样问的是“流浪的小孩”，我问她是否还在长沙，她说不了，到石家庄了，要和东北的那小伙儿一起打拼了，流浪的小孩也总是要结束流浪的。她也“流浪”多年了，这个网名一直没变，只是加上了很有个性的个人说明。现在我突然想到，她的名字也许是来自《樱花树下的家》。

第二个问的是一个陌生人，于是我又问他是谁，他说：“我是YQ，你也许早就忘了我吧。”太低估我的记性了吧，于是我对他说：“老同桌了，我怎么会忘记？”他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才转到我们班，和我在一个寝室，后半年和我坐同桌，一直到毕业。他很勤奋，下了晚自习后就回寝室睡觉，对于高中寝室的卧谈会从来都不参与，可是别人在说着话，打扰他睡不着，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叫他们停下来，只有等到LY说的时候，他才会说：“LY你别说了，赶快睡觉，都几点钟了。”于是LY就说“你只会说我，别人说的时候你不说什么，等我一张嘴你就要说我。”随便聊了几句，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，答曰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，问他待遇怎么样，答曰五六千的样子，我惊叹说：“牛人啊！”他后来也没有再说什么了。看来，现在不光是网名，就连我这个人都整个变得俗了，张口闭口不是“待遇”就是“月薪”，要么就干脆是“多少钱”了……

很小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过长大以后可以到北京、上海，或是别的什么城市里去卖凉粉。那时候比较担心的是，外面世界的人是否知道凉粉，以及凉粉在普通话里该怎么说。多少年后，某超女的横空出世，使得“凉粉”成了她的粉丝团的代名词，也使我明白，凉粉这一食品在国人心中其实不算陌生。然而，命运的安排使我终究不能靠卖凉粉为生了，最多只能在闲暇的时候搜寻一下大脑中关于凉粉的记忆。

凉粉有浑粉和清粉之分，浑粉直接用浆做成，看上去混浊一些；清粉是用上好的绿豆粉加水做成，通常做的时候还要加赤黄，做出来后呈金黄色，所以又称黄凉粉。爷爷开粉房的时候，做的基本上都是浑粉，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做少量的黄凉粉。

每天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正是打（做）凉粉的时候，爷爷将两桶浆倒进大锅里面，在下面点上火，那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烧火，烧的基本上都是玉米秆，印象中那时候我们家还有风箱，一推一拉地可以扇火，我还亲自拉过呢，所以当我在大学里面读《老子》，读到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龠乎？”印象特别深刻，还要反复在自己的论文中说“这种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农村仍然被比较广泛地使用，而在《老子》成书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，这足可见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。”不耐烦烧火的时候，我就拿起木制的长长的勺子，在锅里面反复地搅，锅里面的浆逐渐变稠，直到我越来越搅不动了，爷爷就拿起勺子亲自搅，总计大概得半个多小时，一锅凉粉就做好了。好了之后就把它们舀到盆子里冷却，一个盆子可以装十几斤的凉粉，一锅可以盛七八盆。盛完凉粉之后，锅底会留有一层锅巴，用铲子铲下来，可以趁热吃了，也可以让它冷却后炒着吃。

这一切都做好之后，爷爷就把前一天冷却好了的凉粉端出来，一盆盆放在平板车上，推着车子游街串巷卖凉粉。那个时候大概五点钟左右，将近吃晚饭的时候，只要一听到“割凉粉儿——”的吆喝声，就会有很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小盆子走出来，买上一斤或两斤，不管是炒还是调，都可以作为晚上下饭的一道菜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爷爷已经很少出去卖凉粉了，他做好以后，通常是叔叔推着车子出去卖。不管是爷爷还是叔叔，在听到他们的第一声吆喝之后，不管我在哪个角落里面玩，都会急着跑出来，拦着车子说：“给我割点凉粉”，他们会停下车子，用刀子切下长长的一片给我，浑粉是可以生吃的，尤其是在夏天，酸酸的，凉凉的，味道很不错。

其实让叔叔来接爷爷的班，终归有点屈才。据说叔叔上高中的时候，成绩很好，参加了两三次高考，可惜都没有成功。关于其中的原因，我记得奶奶偶尔会说叔叔不用功，吃饭的时候爱和别人唠嗑，一唠上来就忘了去看书，而邻居家的一个学生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书。但是，爸爸、叔叔，以及更多人的说法是，关节不到，人情不到，他们说有一年叔叔考过了分数线，是被有后门的人给挤下来了，我曾经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，后来读了胡晓明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，里面写道“中间不知有多少故事，譬如‘调包’的故事……”才知道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再平常不过了，才坚定不疑地相信了他们的说法。那时候五爷是我们村里学校的主任，叔叔决定放弃高考之后，五爷曾经建议叔叔去学校里当老师。叔叔上高中的时候学的是俄语，他毕业后学校里已经逐渐开始学英语了，由于缺乏英语老师，五爷建议叔叔现学现卖，一边自学英语，一边在学校里教英语。叔叔考虑之后还是跟着爷爷做起了凉粉的生意，多年后他自己有点后悔，婶婶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怪他当初没有想明白。

直到现在，叔叔仍然在做着他的凉粉生意，但是他已经不做浑粉了，一年到头做的都是黄凉粉，他也不再推着平板车游街串巷了，而是开着电动三轮车去各个地方赶会（赶集），他在会上摆上一个摊子，支起一个炉灶，卖炒凉粉，大盘一块，小盘五毛，如果有人要买几斤生凉粉带回去自己炒着吃，那就秤给他们。平时还好，靠近春节的时候，是叔叔一家最忙的时候。白天叔叔和婶婶分别去两个会上卖凉粉，晚上八九点钟回来后，草草吃上点饭，就得马上开始打（做）凉粉，不仅为第二天赶会准备，还要满足附近很多人家的预定，因为过春节的时候，很多人用整盆整盆的凉粉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。每年的那个时候都是叔叔家最热闹的时候，他们每天最少要打上五六锅凉粉，要熬到凌晨一两点。叔叔家的院子里人非常多，除了他们家自己外，还有过来帮忙的婶婶的两三个外甥，妈妈也常去帮忙，弟弟往往也跟着妈妈去，打着帮忙的旗号，其实主要是去找堂弟玩，呵呵。期间还不时会有人上门预定凉粉，和叔叔商量着什么……

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家也是叔叔家的大客户，每年通常也要一二十盆的凉粉，和爸爸关系好的朋友，送他们每人一盆；姥姥、阿姨、大舅、二舅家也是各一盆，阿姨的女儿出嫁后，还又多给她准备了一盆。年初二我们到姥姥家的时候，中午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炒凉粉，很多亲戚都拼命地夹着吃，我也夹着吃。姥姥看见了有时会笑话我说：“凉粉是你们家带过来的，你还和别人抢着吃。”我听着总觉得自己很冤枉，虽然是我们家带过来的，可是我一年到头都不在家，哪里有机会吃到凉粉啊？

如果再说开去，在我们一大家，其实靠凉粉为生的有好几家，伯伯、还有好几个堂叔，以前都卖过凉粉，大概是因为现在的生意不景气，他们现在大都有别的生计，但是到过年的时候，凉粉紧缺的时候，他们也会临时做起凉粉来。然而有一个现象总是让我想不明白，在最缺凉粉的时候，凉粉的价格却总是涨不上去，有时候甚至会下跌。姑姑家在过年的时候也做凉粉，有时候她会埋怨叔叔说：“人家卖豆腐的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涨价，卖凉粉的却在这个时候降价，价格都是让咱们自己人给压下来了。”叔叔说；“人家都卖这个价钱，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吗？”爸爸觉得叔叔的话有道理，说生意要做活，而我却觉得姑姑的话值得深思。有一年豆腐的价钱涨得太厉害了，连奶奶都觉得豆腐贵了，她不吃荤，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必定要买几斤豆腐吃，那一年的豆腐让很多人觉得贵，很多人都说今年不买豆腐了，都买凉粉算了，奶奶听多了，有一次对邻居家老太太说：“今年豆腐这么贵，吃不起了，不行的话我也去找人家小军割几斤凉粉过年算了。”邻居老太太以为是天大的笑话，说：“你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卖凉粉的，随便谁给你一点都够你过年的，你还要找什么小军割凉粉？”

今年回家的时候，在叔叔家的堂屋里，堂弟对我说：“我看到了一本小册子介绍咱武陟名吃的，上面还有任家凉粉，那可能是咱五爷写的吧。那上面写了十几种做法，有的咱们听都没有听过，还写了有凉粉锅巴。”我说：“凉粉锅巴就是凉粉ge za。”堂弟说：“我知道是凉粉ge za，但是他写的做法也和咱们的做法不一样。那上面还说，过年的时候，任家人就用凉粉招待客人。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对的？现在过年你们家不是也用凉粉招待客人吗？”堂弟说：“我们家的凉粉只做一道菜，人家写的是凉粉宴，整桌子的菜都是凉粉做的。”我说：“是么，那你要好好学学是怎么做的，将来你继承你爸爸的事业，也做出一桌凉粉宴来让哥尝尝。”堂弟不屑地说：“我将来才不卖凉粉呢。”

也许，将要升高中的堂弟也开始规划他的将来了吧。当我放假回家的时候，他偶尔会挑衅似的对我说：“小斌哥过来咱们比比个儿吧。”我挺胸抬头和他并肩站在一起，他用手比划着，然后不大服气地说：“只差这么一点点了，明年我就超过你了。”他还会询问我一些关于大学里面的事情，那里面也带着他的憧憬……

    很多事儿，总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直到现在，我也觉得昨天下午的事情有些难以置信，就像我我不愿相信上周六晚上的事情一样。也许，老天爷总是善于给人制造意外，也许老天爷一直都是公平的。别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，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可还是不能让人满意；别人苦恼不已的事情，有时我却可以轻易办到了。

   昨晚文汇报上的一条消息，也让我多少找到了一些自信，华东九报总编辑协作会召开了，还给新闻作品评了奖，文汇报有一篇作品获得一等奖，作者是RQ，一个很熟悉的名字，和我同姓。她在文汇报大概是跑科技口的吧，自从在市儿童医院采访见过她一面之后，她的名字不止一次跃入我的视野，因为我在科技日报采访之后，往往习惯在网上搜索一下其他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，文汇报上的文章，作者通常总是她，所以印象深刻。更能让我记住她的，是她的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，别说我差一点的文章，就算是我自认为自己写得还可以的文章，和她的一比，也总是自惭形秽，真恨不得重新来写（事实上，即使重新来写，可能还是写不过人家）。看到她的文章获得一等奖，想必她在诸记者中也是一等一的好手，难怪自己总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。

    上午的交流会也很好，很精彩，华师大的人很多，占了多数，老生们的发言很有启发意义，而新生们也不含糊，GJY对我的文章的点评也很到位，把我昨天想说的一些话都说了。两位王老师的关照也很让我感动，称我为角色转变最快的，有点受之有愧，如果自己当初能有机会早一点到这里实习，肯定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，取得更大的成绩，所以现在看到有些同学本科生都能来到这里，或者是现在的研一研二来到这里，而自己却因为找工作的原因，不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里，总是感到很惋惜。

    连日的阴雨终于停了，窗外阳光明媚，晒得人暖暖的，懒懒的，又有种想睡懒觉的欲望，而这种日子，恐怕也终究不能长久了。